2017山西公务员申论热点

　　2017山西公务员申论热点一

　　2014年10月底，本区居民张某报警称其于2014年6月份通过某交友网站认识了一名自称在香港恒信贵金属公司工作的网友，并在网上接触了两个月。随后，该网友称其公司内部推出股票，且回报丰厚，劝说被害人投资，后被害人张某分别于2014年10月中旬分三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汇款38万元。之后，该网友手机关机，QQ、微信也失去了联系。张某发觉被骗后报警。

　　2、酒泉警方捣毁犯罪窝点两处

　　6月12日，酒泉市肃北县马鬃山务工人员金某报案称，其通过某婚恋网站结识了一位男网友。在该网友的诱骗下，通过互联网平台投资原油买卖交易后发现被骗，损失现金16.8万元。案件发生后，酒泉市及肃北县两级公安机关转战2000余公里，历经半个月的时间，认定电信诈骗事实，在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将犯罪窝点捣毁，并发现其在大中城市注册多家贸易公司，成批招聘培训诈骗人员，通过各种交友网站，以网恋、私聊等方式取得异性受害人的信任，继而以编造、虚构股市信息、期货贸易和原油投资等高额利润为诱饵，提供虚假交易凭证，再以第三方交易平台实施诈骗。

　　【分析】

　　[原因分析]

　　1、信息主动性与被动性差异

　　从本质上来说没，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信息发布者的主动性要比网民的主动性强，因为占有主动性的主体了解和获取的信息更多，带来了不公平，造成信息的不对称性。

　　2、网络管理者的责任缺失

　　虽然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有对于敏感信息的识别与监管，但是在应对网络诈骗上，网络管理者的技能水平和责任意识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没有深刻认识到网络诈骗对公众的巨大危害。

　　[影响分析]

　　网络诈骗案件的频发，给公众财产安全造成隐患，这只是直接原影响。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网民对互联网发展失去信心，产生恐慌的心态;同时也会对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不利于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给政府社会管理带来很大阻碍。

　　[对策措施]

　　1、技术水平的提高：很多网络诈骗事件最终都草草了事，警方甚至无法判断诈骗行为的来源、技术支持，其中的“秘密”似乎只有诈骗者知道。这成为诈骗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只有我们加大对网络技术的研究，提高技术水平，才能更有效地在源头遏制网络诈骗，在事后追责诈骗者。

　　2、提高违法成本：在我国的网络诈骗事件处理中，对于诈骗者的处罚力度还远远不够，很多诈骗者在受到轻微罚款后，仍然意识不到自己的恶劣行为带给社会的消极影响，顶风作案。因此，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规定，加强监督与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2017山西公务员申论热点二

　　2016年6月24日，由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等单位举办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6(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蓝皮书指出，政务新媒体虽然发展很快，但各类政务新媒体平台均存在大量的“僵尸账号”，对新媒体研究和认知不足、盲目跟风、无力运营、顾此失彼是存在“僵尸账号”的四大因素。

　　近年来，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网络问政，“僵尸网站”，“万能回复”大大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频繁的互动、越来越具体的回复，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体现了政府部门走“网上群众路线”的意愿，然而，因一些不得体的“说话”而引发的网络围观，也随之多起来，甚至被网友揶揄为“神回复”。某些公职人员面对批评，不讲原则拼命找借口，被网友称为“洗地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政务微博因为和网友良性互动，温馨对话，而被网友赞为“很贴心”。这些例子都说明，对党员干部而言，不仅要懂得和群众面对面讲家常话，还要在熟悉“网言网语”的基础上，讲入理又入情的话，说有力度也有温度的话。

　　[现状及问题]

　　政务新媒体发展日趋活跃，仅新浪微博一家认证的政务微博数量就超过13万家，政务微信也正在迎头赶上。许多地方都针对政务新媒体出台了严格的考核制度，涌现出一大批贴近群众需求、反应迅速、务实工作的政务微博微信。从受众角度来看，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人们对早期电子政务主要的批评是“僵尸化”，这一问题已经得到有效遏制，今天人们对政务新媒体更多的期待是“人性化”。一些政务微博更新及时了，内容丰富了，但官腔也多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借助网络新技术在新媒体空间滋生蔓延，令人生厌，这是比“任性”问题更为庞大、更为坚固的存在。如何在实事求是的同时，学会用适应新媒体传播的语言、形式和公众进行沟通，实现“华丽转身”，这是当前政务新媒体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提升领导干部新媒体素养的原因]

　　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创新、快速革新的行业。空间维度上，它始终在吐故纳新。以“血友病吧”“魏则西”等事件为标志，传统搜索引擎主导的公关效果评估体系逐渐落伍。而随着知乎、网络电台、网络直播、网络字幕组、笔记类分享应用等新媒体的兴起，特别是知乎等知识社区在公共事务中的源头作用越来越突出，“两微”二分“天下”的格局已经且将进一步被打乱。各级领导干部对新媒体的认知也应加快更迭，否则就会变旧、变错。时间维度上，自媒体人异军突起，他们闲暇时在相对私密的微信上创作、晚上才在相对开放的微博上分享，特别是重大事件中，每天晚上22点已经成为舆情新高峰点，客观上造成了“错峰”问题，对领导干部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新媒体的发展已经进入自媒体这一最新阶段，几乎人人都是传播者和受众，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用上新媒体、当了传播者，民意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表达，也就集中在了这里。比如，在北京和颐酒店女生遇袭、广东医生被砍重伤致死、北京雷某死亡等事件的背后，是公众对人身财产安全诉求。再比如，娱乐明星柳岩当伴娘被捉弄事件，激发婚礼陋习大讨论;护肤品以“剩女”为主题的广告，引发不同观点争论交锋，围绕的都是女性权益保障的议题。作为社会治理者，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站在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多元的角度，充分认识到新媒体利益诉求表达的必然性，认真分析各种表达背后的不同利益构成，有的放矢地回应关切、解疑释惑，寻找最大公约数。

　　新媒体不可能一尘不染、百利而无一弊。随着新媒体的分众化，基于职业、人际等线下因素，借由朋友圈、微信群表达共同诉求，彼此“赞同性反馈”，从而形成“茧缚”效应。很多传播者都能找到网民的兴奋点，既提升了舆情热度，也强化了刻板印象，从而形成于己有利、为己所用的舆论力量。对此，领导干部要有充分的认识，并要深入研究如何才能灵活化解。事实证明，很多热点事件在发展中都会出现观点对冲的现象。及时充分披露信息，使内生的对冲机制自动触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

　　专家总结如下措施：

　　精确制导”、落实影响，提升网络沟通的有效性。互联网时代，政务新媒体的影响力有多大，技术已不是问题。有多少人路过，多少人看过，看了多久，有多少人转发量，有多少人评价，互动量有多大，通过这些评价维度，可以用数据化的方式，准确呈现出政务新媒体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政府对市民产生怎样的影响力，再华丽的形容词，在数字化的互联网统计下都只能望而却步。

　　“高谈阔论”、主动发声，把握网络舆论的时效性。谣言止于智者，也止于权威。还记得那些年啼笑皆非的网络谣言吗?日本地震狂购“谣盐”、误信庸医“豆你玩”，这些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一旦没有权威消息源以正视听，模糊的信息就会形成来势汹汹的谣言。在深圳这座最互联网之城，近年来建立了“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从响应速度、信息发布、政府行为、网络引导、应对成效等方面建立量化指标，对建立互信，提升政府权威，起到了积极作用。还记得名噪一时的深圳“5·26”飙车案，一波莫名而来的谣言，在官方微博直播的真相下，顷刻间“碎”了一地。

　　“落叶知秋”、科学决策，挖掘网络大数据的科学性。大数据，不是一个炒作的概念，而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方式，其核心就在挖掘网络大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落叶便知秋来到，为生活提供新的价值。互联网降低了公众的参与成本，政务新媒体上的评论、转发、关注等数据都能反映公众的参与态度。运用新媒体不仅要及时发布消息，还要结合其它资源，分析数据，更好地找到民意的“最大公约数”，改善治理方式，推进科学决策。

　　[标题示例]

　　1.互联网+时代联系群众的桥梁

　　2.领导干部要提高“新媒体素养”

　　[开头示例]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近年来发生的公共事件，启示着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要求，积极适应新媒体、善用新媒体，将其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抓手。

　　[结尾示例]

　　有人说，“有理说实话，没理说横话”，党员干部在互联网上发言，有时候就像大洋彼岸的蝴蝶翅膀，振一下就可能在网络世界里引发想不到的后果。而怎样说话、说什么样的话，归根结底反映着以怎样的理念面对公众、服务公众。做到“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网上舆论引导才能把工作做到人的心坎里，以让人信服的方式传递“意义”，而不是以不恰当不得体的方式折损甚至消解“意义”。

　　2017山西公务员申论热点三

　　2016年9月，安徽省合肥市十五届人大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合肥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在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方式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草案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服务、长期护理保障等作出具有创设性和前瞻性的规定，成为老年人养老的法律“护身符”。(9月20日《法制日报》)

　　|综合分析*

　　勿庸置疑，家庭是法定养老主体和老年人养老的基本保障。但是，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进、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乡群众生活方式的转变，全社会正面临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问题。如此语境下，合肥率先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立法规范，明确了政府职责、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服务和长期护理保障等重要规定和条款，并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进行了量化，其样本意义不容小觑。

　　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1.2亿，且每年以近1000万的速度增加。随着老龄社会的来临，一个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整个社会都处于“未富先老”的境地。特别是我国目前的公共养老机构明显供不应求，全面推行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使之成为公共养老的有力补充，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立法规范和保障居家养老服务，顺应了社会和公众的普遍期待。所谓居家养老服务，就是以社区为平台，整合社区内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这种服务模式既解决了在养老院养老亲情淡泊的问题，又解决了传统家庭养老服务不足的难题，是一种介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

　　|参考对策*

　　总结，立法规范居家养老，也会倒逼复合型公共服务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实行物化扶持和精神帮扶双管齐下。

　　一方面，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完善社区养老设施配套建设，强化社区公共医疗服务，落实老年人相关补贴制度，着重解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问题。

　　另一方面，开展亲情牵手活动，鼓励大学生、部队官兵等青年群体，与老人结为亲戚，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和亲情抚慰;同时，推广长春的“模拟家庭”模式，志愿者与老人组成相对固定的“家庭”，重点在于“邻里互助”，有效地整合社会爱心资源，将护理员、志愿者、老人三方有机融合，逐步打造以“亲情服务”为基调，以“快乐养老”为目标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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