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精选范文

　　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精选范文(一)

　　《玉堂丛语·行谊》记载了发生在明代的一个故事：清官杨鼎在升任户部右侍郎时，担心难以胜任，便写下“十思”座右铭，时时提醒和警告自己。这“十思”为：“量思宽，犯思忍，劳思先，功思让，坐思下，行思后，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终，退思早。”也就是说，要坚持仁义宽容、勤劳争先、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坚定勇敢等。“十思”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也体现了历代中国人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坚守。那么，中华传统美德为何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当前应怎样坚守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传统美德立足于现实的人、立足于你我他组成的社会。中国人从来相信，每个人都要讲道德，道德跟每个人有关;天道与人道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例如，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一方面赋予道德极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将道德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能够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尽心知性”，甚至可以“知天”。这就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增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华传统美德以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承认人不能离开“利”、应当“义利双行”的同时，强调要“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强调守住“以义制利”的红线，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此“重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义为利本”“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一切有道德的人特别是政治家，都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兴天下利”“利济苍生”。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关系，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公私的对立引起的，“善恶生于公私”。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下也体现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所谓“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此外，如何处置公私关系还决定着个人甚至国家事业的成败，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中华传统美德一直认为“公”是最高境界，“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因此，人也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应坚持“破私立公、克己迁善”原则，通过省察克治，做到“公重私轻，公而后私”，达到“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范中，如仁义礼智信、勤俭诚敬和等。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知行合一，在重视道德认知的同时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也就是在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的同时，努力促进道德意识的实践和力行。这不但是因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假对错的标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综上可见，中华传统美德充满了真善美，教会了历代中国人怎样立德做人、怎样治国理政，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如此，中华传统美德还为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不随物流、不为境转、不为名利而动心、不被假象所迷惑?从道德修养的层面来说，需要我们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丰富营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精选范文(二)

　　完善民主的制度形式

　　民主模式的选择必须重视国情。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制度，被称作“好东西”的民主，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会演化成个别人操纵多数人的旗号，也可能会出现压制少数人正当权益的“多数人暴政”.在怎样搞民主亦即民主制度的选择上，必须立足各国的实际情况，包括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国情。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这犹如人人都需要选择合脚的鞋子一样，具有常识性、真理性。

　　问题是有些人违背常识，企图将本国的民主制度模式强推到别国去，或者将别国的某种制度模式照搬进本国来。其实，回顾一下西方政治学说史就可发现，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亚里士多德、布丹、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均论证过“重视各个国家实际情况”这样的观点。同时，看一下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尽管国情有相近之处，但毕竟历史进程有别，在民主制度模式上也存在着诸多差异。事实也表明，有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模式，结果水土不服，很快就走向“民主的失败”,准确地说是“照搬的失败”.

　　评判不同民主制度模式的优劣，很难通过抽象比较得出结论。可行的标准是，看一国的民主制度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本国的稳定、进步与人民福祉。如果实践证明一国的民主模式明显缺乏有效性，该国人民迟早会作出调整或重构。放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看，人类推行现代民主制度只有几百年，不同民主制度模式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完善。过早宣称某种民主制度模式是完美的，这不科学，也不客观。随着民主实践的推进、人类文明的提升，民主制度模式必将不断发展演变。

　　当代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当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展现出自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框架，为实现人民民主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人民通过选举将国家权力委托给自己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直接行使立法等职权，并将国家行政权、司法权委托给由它产生的“一府两院”;同时，人民监督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会监督“一府两院”.用足这一制度空间，人民民主自然会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应当清醒地看到，随着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参与意识增强，需要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制度是分层次的。在民主制度的宏观框架下，还需要不断健全中观、微观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体制机制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今后需要继续改革与创新，完善不同层面制度之间的关系。比如，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会多项监督权力，包括调查、视察、执法检查，还有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罢免等等。但这些机制在实践中的运用并不充分。怎样激活这些职权和机制，让它们有效运行起来，是一个重要的实践课题。

　　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除了需要加强各自的制度建设，还需要探索如何完善两种民主形式的关系，让两种民主形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精选范文(三)

　　信息安全挑战与机遇并存

　　“互联网+”概念一经提出，迅即产生连锁反应，在社会上下、各行各业掀起了创新的浪潮。随着“互联网+”的推进，信息化、数据化、移动化、远程化成为常态，更多人开始参与网络活动，如影随形的安全问题不期而至。“互联网+”火热的背后暗藏潜在的风险，但机遇往往伴随着挑战，信息安全便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互联网+”环境下信息安全面临挑战。“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数据的贡献者，在个人贡献信息的同时，安全问题也变得更加严峻。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互联网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电子商务、网上支付一度成为时尚。只是网络也是把双刃剑，人们在享受高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饱受信息泄露之苦。从近2000万条酒店客户入住信息在网络上传播下载到800万小米用户资料泄露再到1400万条个人信息被层层转卖，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不断，令当事人在经济、精神和名誉等方面遭受巨大损失。探寻“互联网+”的安全之道成为新的课题。

　　网络安全问题为信息安全带来机遇。大数据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安全隐患无处不在，而这些挑战为信息安全提供了机遇。针对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安全漏洞不断推陈出新，国家加强网络安全立法，为保护网络安全提供了法律支持。支付宝、携程网宕机事件折射出互联网服务背后的黑色危机，但这也倒逼企业重视网络安全，探索推进技术的升级改造。此外，频见报端的网络安全事件给公民敲响了警钟，保护信息安全的意识逐渐增强。在这过程中，网民同样意识到网络数据可挖掘之处，利用数据追踪，网络反腐开展得如火如荼。“互联网+”的火热使政府、企业、个人更加重视信息安全。

　　“互联网+”盛宴开启之时，就注定挑战与机遇并存。随着信息化成为新常态，人们在利用数据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必然会面临安全问题，不逐个击破，统筹解决，势必影响信息化健康发展。面对“互联网+”环境下信息安全需求的大幅提高和升级，我们需要抓住时代机遇，在挑战中寻求出路，保障信息安全。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互联网+”战略为信息安全领域带来全新挑战，但同时，数据化也为信息安全带来新的机会。只有始终坚持信息化发展与信息安全保障“一体两翼、驱动双轮”的清晰战略，才能实现“互联网+”时代整个社会经济的安全、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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