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发表
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魅力之美,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传统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有关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发表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有关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发表篇1
浅谈《乐记》的和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 《礼记·乐记》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儒学典籍，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哲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所有这些，在“和”这个概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来全面分析《乐记》的这一重要范畴——“和”，为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寻找哲学基础，并探索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乐记 礼乐 和 和谐社会
乐黛云在其著作《跨文化之桥》中写到：“追求和谐是东方各民族共同的传统精神”。“和”是中华民族永恒鲜活的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深刻体验和理性思考。《乐记》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儒家典籍，它的内在灵魂就是“和”。《乐记》以天地为思维的两极，运用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以意象化的语言阐释了“和”的思想，不仅在当时，乃至今天都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乐记》的“和谐”思想探讨
要想真正弄清楚《乐记》“和谐”思想的含义，就不能不涉及 中国哲学史上的“和”“同”之辩问题。《国语·郑语》记载了郑桓公和史伯的对话，史伯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史伯的这番话，集中地论述了要求“和”但决不能“同”这一问题。所谓“和”就是不同事物的有规律的和谐的相处，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而不是消除差异，消灭对立，所以“和”不能与“同”划等号。搞清楚了“和”“同”之辩，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乐记》的“和谐”思想，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乐记》“和谐”思想的含义：
(一)人与心的和谐
人与心的和谐，即人自身的和谐，它实质上就是关于“理”与“欲”的关系问题。“理”和“欲”是历来受伦理学和道德规范重视的一种关系。它说的是人的各种物质追求和各种精神追求之间的关系。“理”即“天理”，就是“人道之正”;“欲”即“人欲”，就是喜、怒、哀、乐各种情绪的外露，对物质世界的各种欲望。
在古代尤其重视对“欲”的节制。《乐记·乐本篇》：“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理”就是“人生而静”的“天之性”，它是先天就有的，是上天赋予的，它的特点是“平和”、“和顺”;而“欲”是后天的，是主体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好的一面，是“感于物而动”的结果，是需要克制的，否则就会“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逸作乱之事”。如果人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导致人伦的混乱和道德的败坏。因此需要一种“正道”来对外在的诱惑和个人的欲望加以节制和进行正确的引导，达到“和”的状态。“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
通过礼乐的教化功能，“理”与“欲”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解决，“天理”存而“人欲”灭，也即实现了人与心的和谐 。
(二 )人 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 ，就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使社会生活有序合理。《乐论篇》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义之事也。礼义立 ，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孔颖达解释这段文字说：“同则相亲无所问别 ，故相亲也，异则相敬有所殊别，故相敬也。乐胜则流，礼胜则离者，此明虽有同异，而又有相须也，胜犹过也。若乐过和同而无礼，则流慢无复尊卑之敬。若礼过殊隔而无和乐，则亲属离析，无复骨肉之爱，唯须礼乐兼有，所以为美。故《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是也。”孔颖达所说“唯须礼乐兼有，所以为美”，一语道破了《乐论篇》这段文字的天机。“乐统同，礼辨异”，礼强调人与人之问的不同，人为地拉开了人与人之问的距离;乐则强调人与人相同的地方，力图缩短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二者的互相补充，互相作用，就是“和”。
“乐”与 “礼”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礼”将人们区分开来，分清尊卑;“乐”则让不同等级之间的人和睦相处。而“和”则是体现出礼乐教化所要达到的一种人际关系上的美好境界：“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三)人与天的和谐
人与天的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古人说的天人合一，今人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蔡仲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写道：“《乐记》认为天有阴阳之气，此阴阳之气生养万物，给万物以生命。所以天、人、物统一于 ‘气’，自然、社会统一于 ‘气’，‘气 ’使宇宙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乐记》以天地为思维之两极，以乐礼相比、相对，避免了以管窥天的遮蔽和具体事物的制约，这种宏大的视野所追求的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也是一种超越狭隘的感性经验和个人心理的升华。在《乐记·乐象篇》中“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乐记·乐情篇》中“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胳生，蜇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殖，而卵生者不弛，则乐之道归焉耳 !”;《乐记·师乙篇》中“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出，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显然，这都是以天地宇宙自然为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把宏观的天地熔铸于和谐运转的图式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阴阳调和、刚柔相谐、动静互补的中庸把握。
古人是很敬畏天地自然的，“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 致”也就是说，在天人感应、天人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天”和“地”都被社会化、人化、文化和神化了，所以人们在长期的历史承传中，崇拜和敬畏天，就再自然不过了，“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来制定礼乐，用规律来指导人的活动。这种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思想在今天都是极其宝贵的。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拥有大智大慧，他们在敬畏和崇拜天地的同时，并没有消极地屈从于天地，而是在‘明于天地’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心态去建构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建构乐(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模仿天地 自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与天地之问建构和谐的关系，而且这种和谐关系是动态的，是双方经过相融相谐所达到的新境界。“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也说明，乐为“天地之和”，并非纯粹没有矛盾、没有斗争，而是要经过“地气上齐”与“天气下降”的相互渗透，要经过“阴阳相摩”、“天地相荡”的运动，要经过“雷霆”和“风雨”的交融，还要历经春夏秋冬的变化和日月的照耀。
二、《乐记》和谐思想的现实意义
《乐记》凝结着先哲的智慧，包含着许多科学的思想，对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的宏伟目标。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文化与之相对应，构建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首先，在哲学基础视阈下，和谐文化源于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辩证的宇宙观是和谐文化的哲学基础。和谐是《乐记》高超智慧的精髓。“和谐”强调适度，志在圆满。“和谐”强调包容万物，流转生命，展示天道酬善、惠及众生的伦理理念，这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是一致的。
其次，在方法论视阈下，《乐记》的和谐思想有助于我们抵制腐朽文化，发扬先进文化。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化也 日新月异。在文化突飞猛进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高雅与低俗并存，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同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正宗主流文化学习的人越来越少，而铺天盖地的低俗消极文化正消蚀着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心智和斗志。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文化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文化对道德的影响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到《乐记》那里寻找答案不失为一良策。《乐记》作为一部儒家经典，不仅是音乐史上的巨著，更是一部伦理学和社会学著作，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人类的道德修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通过上面对《乐记》和谐思想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乐记》的和谐思想具有很强的伦理价值，对于人们道德修养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音乐具有改良社会风气，改变社会陈规陋习的作用。礼，即道德规范对人们道德修养的作用一目了然，而乐对社会风气，道德修养的作用则是潜移默化的。
《乐记》主张音乐对个人的道德修养有重要作用，“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慈、良之心油然生矣”。乐教不仅对个人有重要影响，还有促成群体关系和睦的重要一面，“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昕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乐教再配以礼教，则“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的良好社会风气指日可待。 所以 ，学习《乐记》、研究《乐记》、从《乐记》中汲取智慧，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谐、把握和谐，更有助于我们发展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国语·郑语》
[2]《乐记·乐化篇》
[3]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4][荷]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
[5]薛永武.大乐与天地同和——论《乐记》天人相谐的和合神髓[J].理论学刊，2oo6(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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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发表篇2
浅论中、西传统文化中天人关系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论文摘要: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的影响;提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挑战，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主客二分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被称为天人关系。东方民族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将“天”与“人”置于一个彼此相连的大系统中，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气”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天人合一”观念产生较早，殷商时期人们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猎等重大人事活动，都要通过占卜来揣摩天意，再作决断。殷商时期的这种宗教思想，经孔孟升华为哲理性的天人观。
孔子维护“天”的至上尊严，主张以“天意”建立人间尊卑秩序，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论证了天赋道德论，进而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命题，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人与天的和谐。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学说，这一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会人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天道王权的体系之中。宋明理学继承了秦汉以来由董仲舒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论，程朱、陆王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天理”与“心性”相结合，人性成为联结天和人的纽带，从而把“天人合一”改造为心性之学。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要求，使人们致力于向内修身养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虽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却成为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庄“天人交融”思想更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关系是基于无为状态的与天和谐的理想。庄子以“气”作为沟通天人的物质基础，认为天地、物、人都是阴阳之气的对立与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气耳”。这种人和自然交融的观念是对人和自然默契关系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要求人无条件地顺从自然。
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对立，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天人相分的一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是分属不同范畴的问题。荀子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责。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把天解释为自然界及其变化规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天道自然不能干预人事，人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荀子区别天和人，否定了自然变化和社会治乱的联系，确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念;同时，把人从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来。可以说“天人相分”哲学命题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论，既承认客观规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立。儒家通过内省本心达到与天的沟通、天理与心性的合一。尽管儒家所谓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但却体现出人对自然的一种亲和与包容。道家从自然哲学立论，主张通过“抱一”、“体道”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观念上的回归自然虽然有消极顺从之嫌，可本质上表现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历史上互抗互补，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殊途同归，共同积淀成为中国人的稳定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今天，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挑战时，重温古人的天人关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对自然关怀的同时，更深切地感到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信念。
二、主客二分— 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
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在天人关系上，古希腊虽有天人和谐说，但希腊哲人更擅长于将“天”— 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类的、独立的认识对象，形成较为发达的自然哲学。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说”，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这种主客两分的观念，成为近代西方思维的起点。同时，古希腊还用神话的形式折射出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一方面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局部分化，使人得以从自然本体中挣脱出来，审视自身、观察自身;另一方面，人和自然的分化还处于初级阶段，人类以自然神论的形式保持着对自然的崇敬。
在欧洲中世纪，上帝出现在人和自然之间，人间扭曲了的社会关系幻化为上天的神力。宗教哲学代替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超自然的上帝取代了自然神。一神论将人从自然中分裂出来，赋予人格化的神以超自然的力量，把对自然的崇拜转变为对神的崇拜，将人和自然统一于神力，忽视了人对自然的关怀。由此可见，西方的传统哲学不论是自然哲学，抑或宗教哲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使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这种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不可能产生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天人观，只能派生“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思想。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已隐含了导致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进人近代之后，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觉醒，突破了欧洲中世纪僵化的神学秩序。人文主义高扬“人性”的旗帜，以与“神性”抗衡，对人自身的力量和创造性充满信心，一时间，大写的“人”，为万物之灵的“人”，成为被崇仰的新偶像;科学精神则激起对自然界、宇宙万物的不倦探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推翻托勒密体系，使自然科学摆脱了神学婶女的卑微地位，成为认识自然、进而征服自然的锐利武器。
培根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论证人的认识能力能够通过经验归纳方法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成为近代人类征服自然的座右铭。培根指明的方向，促进了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这种推崇自然、探索自然，又偏重于实用功利性的观点，在当时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笛卡尔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与培根相同的原理。他突出强调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认为一切在过去被确立了的“权威”与“信仰”之类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要经受理性的“普遍怀疑”的检查，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实的，万能的。因此，笛卡尔豪迈地提出“……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笛卡尔还发展了精神与物质截然两分的二元论，认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受自身规律的支配。这种“笛卡尔主义”引导近代人类走向与自然分离以至对立的道路，正如阿尔 ·戈尔所说:按照笛卡尔的解说，我们与地球无关，有权将地球仅仅视为一堆无生命的资源，可以随意掠取。
康德哲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人是“绝对价值”和“客观目的”等著名论点，并把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学的特点不是一般地表明对人的关怀和强调，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黑格尔以“绝对唯心主义”的荒诞形式，把绝对理性不但视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结果。这样，“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创世主”。这实质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至高无上、支配一切的地位。
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物，一种供人类加以运用和改造的对象。他们看不到人与自然的融合，不理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传统的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相结合，使人的主体性更加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终于出现了危机。正是在这种弘扬理性，倡导实验科学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欧洲的工业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控制了许多自然力，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许多成果。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这种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挑战时，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当代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生态伦理— 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古今中外长期思考并试图解答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本质上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有助于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信念。然而，这种建立在感性认知基础上的合一理念，其思想前提是对自然的无知与无奈，在理论层次上停留在非理性的认知水平，它不提倡、甚至反对探索自然，正如荀子所谓“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西方的主客二分信仰是对主客合一理念的否定，它宜扬人类应当依靠理性和科学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进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在高扬理性的旗帜下，激发了人类探索和征服自然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这种把人的理性提高到至高无上、支配一切的思想，实质是把人与自然绝对地对立起来，结果必然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
20世纪6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面对扑面而来生态与环境问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把研究引向了深人。但是，最终能否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因此，建构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是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选择，即人类必须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树立相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正确认识自然环境的价值，建构人类应共同遵循的生态伦理道德。比如平等互爱原则、保护互利原则、代与代的平等原则、经济和社会活动生态化原则等等，在此基础上，确立正确的科技发展观，即科技的运用应以人文价值为导向，建立合理的科技发展绩效评价规范与制度和政策约束机制，对科技发展进行积极有效地引导。
同时，在解决生态与环境问题上，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而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这种历史形成的差异不是短期能够统一的，所以，建立一种超越种族和宗教的生态文化系统，统一地球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真正摆脱狭隘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未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共同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