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方面论文征稿

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发端,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在这一发端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是缺席的。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论文征稿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哲学史方面论文征稿篇1

浅谈GDP的哲学思考

摘要：根据当前的形势，从哲学层面上分析GDP的涵义，了解GDP的弊端，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客观、公正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GDP,哲学，经济。

目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GDP为代表的国际通用体系。GDP的发明与产生是300多年来众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直到1953年初步成型，后来在1968年和1993年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又经过两次重大修改，才使世界各国都逐渐采用GDP核算体系，现在作为核心指标，GDP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统一标准。虽然GDP核算体系能够衡量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在却不能反映一国或地区的人民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从哲学意义上讲，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人活的更加幸福、更有价值。也正如温家宝在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定成正比的，甚至有可能使这个国家走向畸形发展的道路。因此我们应该从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上来设定评价标准，作为参考国家发展的总体情况。哲学正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社会也正是有了这种反思和批判才不断进步的。因此，我们应该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看社会现存的事物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需要完善和改变的。本文将以GDP作为研究探讨的对象，进行客观的思考。

一、GDP含义的哲学理解。

GDP是指用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运用全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主要作用就是：第一，衡量发生在领土内的经济增长水平;第二，衡量当年(或某时期)生产的市场价值;第三，衡量流量;第四，反映用货币水平表现的市场价值的大小;第五，衡量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

GDP虽然反映了许多经济发展的问题，但它本身的核算体系也存在着众多的问题，正如“亚·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v+m，……亚·斯密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等同起来。后者只是过去一年劳动的产品;前者除此以外，还包含在生产年产品时消费掉的、然而是前一年生产的、一部分甚至是前几年生产的一切价值要素———生产资料，它们的价值只是再现而已，就它们的价值来说，它们既不是过去一年间耗费的劳动生产的，也不是它再生产的。这一部分就是年价值产品，它体现了一年之内所推动的劳动的总和。”[1]这就是GDP并没有反应出价值是从哪里创造出来的，即使是重复的、无效的劳动也可以累加进去，算作经济的增长，这就好比凯恩斯的“建议”：“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而把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当然，要通过投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那么，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而且在受到由此而造成的反响的推动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2]

因此，可以说GDP的衡量标准违反了唯物辩证法的部分原则，它并没有全面、联系、发展地看问题，从而忽略了经济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论文格式]

二、GDP现状的哲学体现。

温家宝在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增长11.7%;粮食产量53082万吨，再创历史新高，实现连续6年增产;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实际增长9.8%和8.5%。”以上数据说明了在世界金融危机这一年，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路上取得的光辉成就。也说明了我国政府有能力应对各种危机，鲜明地表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却有很多不足之处，尤其是GDP指标的体现，很多方面都不能完全体现哲学的特点和功能。

第一，GDP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影响GDP的因素很多，可能是一些微小因素的改变，或者是被忽略的行为，这使客观反映的数据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例如，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地下交易、走私活动、亲友互助以及隐性经济都很难在GDP中表露出来，这就会导致主观判断和客观反映不符，最终导致决策失误。又如，GDP还有很多因素不符合反映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要求，它没有体现出教育质量、人民生活幸福的指数、人民之间的和谐程度、人们在生产活动的得与失，并将这些正是能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客观因素遗漏在经济的边缘。

第二，GDP掩盖了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以平均每年10%的比率增长，在此过程中，一直体现着先赚钱后花钱、先浪费在生产、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理念。这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凯恩斯的“建议”，简言之，就是把钱装进瓶子埋到垃圾堆，再雇人把瓶子挖出来，就这样的无效劳动也能大大地促进GDP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还有许多忽视了劳动的有效性和无效性的统一，甚至扰乱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与短期性的辩证关系，使经济发展走向恶性循环的道路。

第三，GDP指标的国际比较，不符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主观能能动性能否得到正确地发挥，是以能否遵从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为前提的。”[3]然而，GDP在国际上仍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但在实际操作和计算中往往是依据名义汇率或实际购买力进行汇总，这些方法得出的数据差距很大。凡此种情况，都是有GDP的核算内容和方法的差异性导致的。正是因为这些方法的不合理性，不符合具体的实际情况，才使GDP在各国综合国力比较中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总之，GDP指标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确实存在众多问题，不能很好的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从哲学角度出发，客观地、普遍地去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指导我们找到更科学的方式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

三、从哲学层面研究GDP的现实意义。

GDP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经济评价体系，已被众多经济学家和国家所接受，并成为现实存在的理论范式，虽然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对研究当前的经济发展，把握当前形式，作出政策决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从哲学层面研究GDP可以找到不符合客观存在的关键。GDP作为评价体系，不能客观反映经济增长在环境、资源、生态方面而付出的代价，但它却需要相关确定的数据作支撑，如果数据与现实情况有偏差，就会导致GDP反映的数据结果有错误，最终会造成主观错误地反映客观，主观能动性失误，从而举措失误。因此，从总体上把握GDP可以找到与其不一致的地方，进而对不符合客观存在的情况进行纠正。

第二，从哲学层面研究GDP可以寻求社会发展的矛盾所在。发展是硬道理，然而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一个国家的发展之源就是生活资料的供给能否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只有实现有效的供给才能带动国家的整体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伴随着政治、精神、生态和社会建设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与经济的发展相冲突，都会阻止经济的发展，进而阻碍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要通过GDP反映的数据来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并兼顾解决次要矛盾，只有研究GDP，应用GDP才有意义。

第三，从哲学层面研究GDP可以为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供理论指导。现在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对政绩的认识都有一定的偏差。有的地方按GDP增长率等指标作为评判政绩的标准。因此，统计数据成了基层干部的“政绩单”，上报数字时真真假假，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不惜弄虚作假。只问施政结果，不问施政成本，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玩数字游戏，最终使GDP的数值出现严重偏差。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应把关注经济增长的优先目标逐渐转向关注社会总体发展的优先目标上来，从整体上审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形势，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新的政绩观。

总之，从哲学层面研究GDP的目的就是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而不是单纯地以经济发展的数据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只有从整体上分析GDP指标的数值，才能真正体现GDP的实际意义，发挥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参照物”的作用。充分利用好GDP的数据分析结果，才能客观、公正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全面地实现人的价值，才能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0—418.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4.

[3]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2.

[4]周天勇。GDP的十大困惑与尴尬[N].中国经济时报，-05-22.

[5]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171—172.

[8]余斌。丁晓钦。关于GDP的计算及其问题[J].经济学家，,(4)。

[9]林跃勤。中国经济：关于GDP调增的冷思考[J].开放导报，,(2)。

[10]陶开宇。关于GDP指标含义缺陷的探讨[J].经济管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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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方面论文征稿篇2

试论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对国有企业发展的启示

一、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生产机制，满足人的本质需要。

国有企业担当着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角色，我们必须遵循生产发展的规律，提高企业自身发展的自主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机制，这既有利于整个生态发展的平衡，又能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我国大多国有大型企业建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国家集中资金发展工业，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极不适应。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推进，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突出的表现是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企业从依赖政府走向通过市场竞争而自谋发展。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社会矛盾却并没有因为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而得到彻底的解决，最集中的就是国有企业的附属社会职能问题。随着社会服务的逐步完善和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的加剧，分离企业附属社会职能，让企业回归生产本位，让这些附属社会职能回归社会，使社会服务社会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逻辑。

二、移交企业附属社会职能实现社会和个人其他需要。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公共服务的缺位和不足，国有企业为了保证企业的运行，保障职工的生活供给和社会服务需要，在国家政策允许下，组建了隶属于企业、专门服务企业的职能机构，如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劳动服务公司等后勤保障机构。在生活物资匮乏、社会服务严重不足的情势下，这种附属社会职能部门对于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行，安定职工生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社会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生活物质供应日渐丰富，社会服务机构的规模和服务质量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而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却日益加剧。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支柱，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和影响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办附属社会职能的成本和代价将越来越大，庞大的附属机构不仅成为企业发展的沉重包袱，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服务质量。同时，企业附属社会职能的继续存在也制约着社会服务职能的健康发育。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做出了总体部署，指出“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为落实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原国家经贸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工作目标，就分离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并制定了配套措施。使企业深化改革的举措落到实处，将原来隶属于企业的社会职能移交当地政府，分流富余人员，对其进行合理有序的安置，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让企业附属的服务机构走向社会、走向市场，在新的机制下以新的方式服务企业，壮大社会服务。这不仅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社会服务实力的壮大和服务职能的提高，更能凸显协调发展，做到真正满足社会和人自身的需求。

三以需要理论为理论支撑，探求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首先，以人为本是企业可持续的重要保障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一切社会活动所环绕的价值核心，社会的一切改革和发展都是为了人更好地生存，追求幸福和自由全面的发展。然而，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人与人的平等发展、共同繁荣，力求实现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一些人(少数)得到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失去任何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移交工作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依靠人，一切为了人，尊重移交职工的权利，维护职工的利益。这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的理念。

具体做法是：第一，要做好政策宣传和职工的思想工作，争取职工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要对职工的未来生活出路进行妥善的安置，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移交工作不是甩包袱，而是为了企业的发展和全体职工更好的生活。要确保移交工工作的顺利完成，关键的就是要对移交人员的就业、生活给与政策上的承诺和切实可行的保障。

其次，互利双赢是企业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企业社会附属职能的分离和移交既是企业社会附属服务职能向市场的回归，也是人性的解放。一个灵魂扭曲的企业不可能应对市场的竞争和挑战，同样，扭曲的精神也不可能也无法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方向指导和动力支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要保证企业与社会服务的协调发展，只能走互利双赢的发展道路。

第一，通过分离和移交附属社会职能为企业减负，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遵循市场竞争法则，尊重价值规律，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谋求生存和发展之道，而要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必须确保企业的生产本位，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生产优势，以自己的优质商品满足社会的消费需要，换取自己持续发展所需的优质社会服务。而企业分离和移交附属社会职能正是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对于分离出来的移交职工来说，走向市场、走向社会，也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遇。第二，通过分离和移交附属社会职能，提高社会服务效能和职能，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机遇。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发展壮大为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离不开优质高效的社会服务。企业的社会附属社会职能分离和移交出去以后，有利于减低企业的运行成本，也有利于推动社会服务业的竞争和服务质量的改善。

由于国有企业原有的附属社会职能和企业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它们回归社会和市场获得发展后必将以新的方式更好地服务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附属社会职能的分离和移交必须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走互利双赢所谓道路，利己利他，协调发展。

国有企业附属社会职能移交是顺应市场积极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使这项改革措施成为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工程。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走互利双赢的协调发展道路，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