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广东申论热点

　　2017广东申论热点(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内涵解读]

　　就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国家政权、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各单位、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综合手段，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其实质就是一项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根本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

　　[问题分析]

　　中国城市人口的增加，不单纯的只是人口数量、比例的变化，更多的体现为中国人的方式及生活环境价值观念等。现在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居高不下，很多城市化进程中表现的因素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使得一些缺陷不断凸显，伴随着现代城市信息产业的发展，城市社会治安问题呈现出新的特点。

　　比如很多地方治理工作中落实责任不明确，没有明确各级管理体系，在权责分明的背景下结合群众的主观参与度不高，使治安工作呈现出 “缺位或者不到位的情况”这些落实机制上存在的缺陷使社会稳定因素受到了影响。

　　其次，有些工作运行机制不够科学缜密，许多社会矛盾的化解工作不健全，调节手段缺乏有效衔接很多危机事件的预警机制并没有实地演练，造成很多事件处理起来缺乏一个有效机制，治理水平没有得到进一步发挥。

　　[对策措施]

　　综合治理法治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治化首先要实现治理体系的法治化，完善发展作为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之下的平安建设法治体系，提升治理主体的法治思维、法治能力和法治水平，治理方式的法治转型，要求引导综治参与主体运用法治方式把治安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的法治问题来加以解决。

　　综合治理信息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面对的是亿万群众，要解决的是人人息息相关的治安问题，没有信息就是“睁眼瞎”，没有准确的信息就会“瞎指挥”，信息滞后或者不会研判运用信息，就会打败仗。信息化要求顺应大数据时代要求，运用“互联网+”技术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插上翅膀”，让信息实现互通共享，产生最大效能。

　　综合治理精细化。主动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推进公共安全工作精细化、信息化、法治化，不断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各类风险，努力建设平安中国。精细化是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出发要求细化流程量化标准，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先进理念，要求精益求精、关注过程、注重细节。“蝴蝶效应”在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中屡屡发生，正是印证了综合治理精细化之必要。

　　综合治理社会化。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对推动形成全民共建共享、尊重你我、秩序与活力共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靠党政部门单打一、全包揽显然难以适应经济新常态新均衡，难以适应新产业新业态，难以适应社会新形势新挑战。综合治理社会化必须创新制度设计、创造开放空间、创设沟通平台，协调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平安建设，形成党政主导与社会共治相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统一、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社会内在的自生秩序。

　　2017广东申论热点(二)：房地产去库存，重在释放潜能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房价过高和库存过多都不是全局性问题，解决问题要因地施策，留下弹性空间

　　据媒体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30个城市出台政策，通过公积金新政、降低税费、鼓励农民进城购房等手段，主动推进房地产去库存。此举不仅关乎亿万群众的安居梦想，更关涉房地产市场稳定、经济健康运行，自然引起广泛关注。

　　对安居的重视和渴求，既是中国人的现实需求，也是文化传统。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住房制度改革开始，中国的房地产走过了近20年的市场化道路，市场的力量得以充分体现。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及其带动效应，为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另一方面，群众的住房需求通过市场得到充分满足，住房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与此同时，市场的发展也带来了种种问题，最为突出的是部分超大城市房价过高、一些地区房地产库存过多。这是目前各地出台各项政策的背景。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库存”，为改革指明方向、注入信心。衡量房地产库存的过剩与否，关键要看潜在的购买群体。对城市户籍人口来说，目前的房地产库存可能的确有些多，但是，如果算上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两亿多非户籍人口，目前的房地产库存并不算多。可以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是结构性的，而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产业重组，则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所在，需要各地因地制宜。

　　户籍制度改革，是释放“去库存”潜能的关键之一。一方面是城市里房地产库存积压，一方面是大量进城农民工住房条件较差，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成为打通供需衔接的桥梁。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解决了户籍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容易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者长期租房的预期，把“隐藏”的需求释放出来。

　　化解房地产库存，也是继续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过程。市场的功效虽大，却不是解决住房问题的万能药。健全的住房制度需要有完善的保障体系，现有的房地产库存可以为增强保障水平提供支持。目前，已经有不少地方利用棚户区改造，通过货币化安置、政府回购商品房等政策措施化解房地产库存。比如，甘肃省今年计划建设的4.6万套保障房中，有3.3万套准备从存量商品房中回购;山西、广西、安徽等省区已将货币化安置作为棚改的重要渠道，等等。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时代的逐渐远去，整个行业面临着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作为房地产库存的卖方，房地产企业自然不应作壁上观，过时的营销策略应及时调整，偏高的市场定价需适当降低。就整个行业来说，需加快兼并重组的力度，抛弃零敲碎打的“野蛮生长”，迎来产业集中后的“精耕细作”。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也要为行业整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房价过高和库存过多都不是全局性问题，解决问题要因地施策，留下弹性空间。比如，此前出台的降低购房首付、契税和营业税的政策，就把北上广深等地排除在外。同理，化解库存既没有万能药，也没有速效药，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出的经验，才最有效。

　　2017广东申论热点(三)：有效公开，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意味着，政府治理的全过程充分透明，随时通过公开治理的各个环节，获得更多的民主讨论，得到更多的及时监督，从而提升政府治理的实践理性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部署全面推进各级行政机关政务公开工作。这份新形势下政务公开的纲领性文件，体现出对传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升华。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将公开不仅作为夯实政府行为合法性的基础，而且作为提升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制度支撑，更加强调公开的有效性与延伸效应，从而建构起兼顾“合法行政”与“良好行政”的制度框架。

　　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核心的传统信息公开制度，主要功能是针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错误认识，强化政府行为合法性及方便群众的意识。而从更高层次的政府治理现代化角度看，信息公开除了做好与群众切实相关的信息披露以外，还必须通过公开促进公共治理的提升，充分发掘出公开的制度红利。无论是“信息公开”还是“政务公开”，表明“公开”正走向细化和深入。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意味着，政府治理的全过程充分透明，随时通过公开治理的各个环节，获得更多的民主讨论，得到更多的及时监督，从而提升政府治理的实践理性。

　　在刚刚公布的这份《意见》中，可以看到对政务公开的很多具体制度设计。例如，文件中提到的“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将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决策事先公开。此举一方面将行政的民主合法性要求延伸到行政决策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也打造了一个公共理性的平台，可以对重大决策进行“压力测试”和后果考量，发现其社会效应与评价，从而更加理性而灵活地调整决策，确保决策出台后的有效畅通。又如，文件强调加强政策解读工作，也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这一做法改变了以往认为公开仅仅是客观披露、不进行分析评价的做法，而是将政策解读与政策制定工作结合，形成了一个与社会充分进行理性沟通的全过程，从而促进了公开的实质有效性，增加了公开制度的“附加值”。

　　治理现代化理念要求，政府应该具有“回应性”，这在文件中也有体现，即对“重大政务舆情回应督办”的强调，目标在于塑造“回应型政府”的实践能力。按照传统理解，政府行为及其运转有其专业性和一定程度的封闭性，但在一个全面深化改革与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重要政务既是影响社会的资讯，也需要建立在充分与社会互动的基础上。对于社会舆情聚焦关注的问题，通过公开回应、解释与阐明，有助于及时发现社会反响，找到决策短板，提升治理能力。

　　公开的有效性既关乎理念，也受制度与技术影响。在信息本身成为一种治理手段的“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公开的有效性直接取决于信息网络的技术建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必须有效消除政府部门的信息壁垒，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塑造政府部门之间在信息分享上的友好关系，避免各自为政。为此，《意见》提出“稳步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推动政府内部形成通畅的信息交流、共享、联动的机制，最大程度回应社会、调整决策。

　　相信通过《意见》的有效实施，将塑造出更加注重后果评估、积极回应、与社会充分商谈等现代治理品质，形成以公开为媒介、以民主和理性为内核的现代施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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