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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务员申论热点

时间: 谢君2 申论辅导

  2017年公务员申论热点(一)

  不久前,清华大学颜宁教授关于“幸福”的一次演讲火了。学生曾问她,与电视剧《欢乐颂》的主角安迪相比,你付出的努力更多、名望更高,赚得却很少,会感觉不平衡吗?答曰:金钱不能成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一问一答,道出了多数人“想要与得到”的挣扎。

  现代人面前都摆着一道“幸福难题”。就像斯基德尔斯基父子在写《金钱与好的生活》这本书时,他们的朋友问道,“你们不是打算告诉我们,你们认为多少钱才够吧?”这本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探讨金钱与美好生活关系的著作,正是聚焦于此,“多少钱才够”“够是相对于什么来说”等问题伴随始终。

  之所以是“难题”,是因为有关金钱与幸福感相关性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结论更是悬而未决。即便在马克思看来,“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的资本主义,也没能满足人们对财富和金钱的追求。相反,经济上的不知足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这种渴望植根于人的本性。

  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几乎就等同于美好生活。美国“大萧条”时期,很多人对资本主义不抱有任何幻想。凯恩斯在1928年对剑桥大学本科生做了一次演讲,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他预测,“100年后,先进国家的生活标准将是今天的4—8倍”,并且描绘了舒适工作和美好生活的前景。研究表明,自1930年后70年里,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而工时预计到2030年才能达到每周35个小时。“一个无须工作的未来”并没有到来,在一些国家,富人的工时甚至不降反升。

  在当时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减少工作时间或者用更多自由时间做喜欢的事情,代表了一种美好的生活。现实情况是,经济增长并未实现预言中的美好,大多数人还需要辛苦地工作,考虑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世界形势等多重因素的变化,“凯恩斯”们的失败预测也不足为奇。

  经济增长或财富增加,确实是实现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对国家而言,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加重污染、挤压闲暇、贫富分化等经济增长负效应可能会逐渐凸显。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对多国进行幸福感与GDP的调查后,发表了论文《经济增长是否能改善人类命运?》,他的答案是“可能不会”,这是著名的“伊斯特林矛盾”。

  对个人而言,美好生活里不能只有金钱。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钱包逐渐变鼓,但也带来“你幸福吗”的困惑。金钱没有“原罪”,与美好生活也密切相关,但当一个人把对生活的追求框定于物质与金钱时,就会像传说中的迈达斯国王,虽被赋予点石成金的魔力,最终却被饿死。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活着的目的应该是让自己开心,但人们终其一生忙碌又受罪,想到这些还真是让人不解。”如今,我们的国家正在面临着从高速增长过渡到可持续增长的阶段,我们每个人则面临着从追求物质过渡到追求幸福的时刻。全面小康带给人们的意义,就是在可物化的指标之外,还要补全健康、安全、尊重、个性、闲暇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等种种目标。在发展起来的语境下,更多人的人生选择将不再是被迫或者孤立的。未来几十年,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拜物都将退位成生活的附属品,而探寻可能性、关注幸福感、为爱好打拼,一定会成为公共空间中不断出现的新风尚。

  2017年公务员申论热点(二)

  为高校“摘官帽”一赞

  北长林建华日前表示,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领导的行政级别,释放出“去行政化”改革的积极信号。然而,高校并非孤立于社会,只有象牙塔内外形成合力,通过制度设计倒逼“官本位”思想的转变,高校“去行政化”之路才能走得顺畅。

  事实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去行政化”改革早有要求。1985年我国就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都明确学校等事业单位“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要求政校管办分离,加大政府简政放权,减少对学校办学行为的行政干预。

  然而,高校“去行政化”之难超乎人们想象。毕竟,在现实中,行政化的背后是资源的配置权和话语权。在校内,校长、院长掌握了学校的大量学术和公共资源;在校外,高校行政级别的高低往往决定了能够获取多少类似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申报等资源。有高校领导曾感慨“你没有行政级别,出去参加会议都不会受到重视”.

  因此,高校“摘官帽”,并不仅仅是取消行政级别称谓,而是要彻底清除依附于行政级别之上的种种积弊。通过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和结构,改变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的现状。同时,从整个社会管理来看,还需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和制度,倒逼“官本位”观念的转变,真正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唯有如此,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也是无数国人的梦想。只有加快推进“去行政化”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改革,充分释放大学本当拥有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这一目标才能真正早日实现。

  2017年公务员申论热点(三)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背景链接】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明确强调,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一要求,可谓把准了“健康中国”建设的“脉”。

  【标准表述】

  [存在的问题]

  健康一事,非卫生系统一家之职,其他系统制定的政策也影响着人群健康,必然要求政府各系统各部门和民间团体协同合作以解决复杂的健康问题。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速成鸡”“药鸡门”事件,反映出的禽类养殖抗生素滥用问题,就溢出了单一系统的管辖边界,需要如农业和食品安全等部门整合政策,协同治理,共担责任。

  从近年来的实践看,“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仍有许多难点,比如,部门间的利益调和、健康影响评估体系的建立、政策性亏损的补偿和运行机制的建立等。水土污染、雾霾等问题,目前在环保领域已有成熟的环境影响评估体系,但如果没有卫生系统的参与,环评中的健康影响评估就不可能科学、全面、系统和深入。只有正确理解“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内涵,确保这一理念得到全方位贯彻,我们才能走好符合我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重要性]

  健康不仅指身体不得病,还包含精神、心理、社会、环境、道德等方面的完全健康。国民健康受到损害,会造成劳动生产力丧失、经济负担加大、健康预期寿命缩短等等。近年来,各方对“健康中国”的提法不再陌生,但要深刻理解“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意义,还需进一步阐述和引导。

  健康是国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健康的考量理应成为各部门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前提。从大健康、大卫生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建立多部门有效参与和协调一致的体制机制,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就一定可以促进公众健康,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

  [对策措施]

  专家总结,就政策路径而言,相关公共政策都应进行健康效益的评估和论证。许多公共政策都可能对国民健康带来影响,各部门在政策制定时应当通过部级联席会议、征求意见等有效方式,对可能涉及的健康问题进行评估和论证。职能部门应权衡其政策的多边效应,在实现部门政策目标的同时,也要有助于人群健康。

  要按照大健康、大卫生的理念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统筹、评价、监督等各方面的制度框架。一些细节也亟须提上议事日程,比如健康影响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跨部门委员会由谁牵头和对谁负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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